从容应对猪流感，中国可以有作为

从容应对猪流感，中国可以有作为

从模糊数学说起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精确数学在描述自然界多种事物的运动规律中，获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在客观世界中还普遍存在着大量的模糊现象。以前人们尽量回避它的干扰，但是，由于现代科技所面对的系统日益复杂，模糊性终于伴随着复杂性频频出现在科学家的面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模糊性是指概念外延的不确定性，从而造成判断的不确定性。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许多模糊事物，没有分明的数量界限，要使用一些模糊的词句来形容、描述。比如，比较年轻、高个、漂亮、好、善、热、远……。我们研究人类的行为，或者处理可与人类行为相比拟的复杂系统，如航天系统、社会系统等，参数和变量相当繁多，各种因素相互交错，系统越复杂，它的模糊性也越明显。各门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生物医学及其它“软科学”的数学化、定量化趋向不断把模糊性的数学处理问题推向前台^[1-3]。

1986年，司岩在《大科学的模糊观念》一文中对自然科学中的模糊现象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并讲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将由计算机控制的摄像机把某人的人种生物学参数摄取，并储入信息库中，当需对此人辨认时，则按程序进行精确的信息核对，参数对了便显示“是”的报告。然而由于生物问题的复杂性，以精确见长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却轻而易举地犯了一个“科学严谨”的错误。否认了此人的合法身份，原因是因为一夜间受试者脸一长出了一粒粉刺，原先信息库中没有粉刺的储存信息，辨认得出了“否”的结果。试想，即便是一个婴儿，也绝不会因妈妈脸上长了一颗粉刺而失认。过份地追求精确反而失去了真实！现实世界其实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事例。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模糊数学已被初步应用于模糊识别、模糊聚类分析、模糊评判、模糊控制、模糊决策、系统理论、信息检索等诸多领域。在气象、控制、心理学、结构力学等方面已有许多科学具体的研究成果。

生物的可变性

上文所述的“妈妈脸上长了一颗粉刺”是生物体的宏观变化，实际上生物体时时刻刻都在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发生着改变。生物细胞中的遗传物质在复制时也很容易出错，也就是会发生变异。高等生物有一套检查修补机制，可以把出错的概率降低，但是以DNA和RNA为主要“身体结构”的病毒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它们的“身体结构”不稳定。RNA病毒尤其容易变异，因为它的遗传物质是单链的RNA结构，没有像双链DNA那样拥有另一条可以用来校对检修的复制版本。艾滋病毒、肝炎病毒、SARS病毒、以至多种流感病毒均属于RNA病毒。因为它们的善变，所以很难对付。流感病毒基因每隔几年便可能会发生几个碱基位点的突变，多时甚至可以高达5-10个碱基位点的变异。例如近五年来，科学工作者已经研究鉴定出了十多种基因型的H₅N₁禽流感病毒，主要包括H₅N₁的A，B，C，D，E，G，V，W，X，Y，Z和Z^＋基因型等。2002年在中国南部和南亚地区流行的主要为Z 型H₅N₁禽流感病毒。面对如此状况，按照某些医生的观点，人们每年要都重打一次新的疫苗，以防御流感病毒的可能的入侵。

近百年来，现代医学对抗微生物的战役尽管历经艰辛，却频频告捷，急性传染病对人类造成的死亡威胁已大大降低。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自然中的微生物群体从来就不甘束手被擒，它们不断地改变身体“形状”，躲避人类的反击。细菌的变异令人类关于抗生素的应用和研究叫苦不迭，使得现代医学使用抗生素的功效每况愈下，以至被迫狂用滥用；病毒的快速变异更是让现代医学的免疫研究被动应对，捉襟见肘。

例如，因为艾滋病毒通过反转录酶等（图1）将其RNA合成DNA而整合入宿主细胞，现代医学针对艾滋病毒的药物则有反转录酶抑制剂、蛋白酶抑制剂、HIV整合酶和Tat酶抑制剂，以及针对核衣壳蛋白的锌指结构和糖蛋白gp120的药物等。这些药物在应用初期往往有显效，但HIV很快便表现出抗药性，就是由于病毒相应基因发生了突变，使得种种针对性单一的药物效果越来越差。胡大一教授开拓设计的三合一制剂以多靶点同时干预的“鸡尾酒疗法”而著称，显示出了中西医学理念结合的潜力与优势，但HIV的变异还是逐渐逃脱了科学家精心设计的屏障。

上述情形在现代医学拮抗那些身体结构基本类似的感冒病毒和SARS病毒时也大同小异。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在小小的病毒性感冒面前居然也只能无所作为，逃避责任地称此为“自限性”疾病，让大家“一周以后自愈”……发达的现代医学竟然无可奈何地把一切都托付给了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为什么？因为对于现代医学来讲：病毒性感冒“治与不治一个样”，不治一般也能自愈；也因为感冒病毒是个“百变金刚”，治也几乎白费力气！目前已知的感冒病毒已多达百种，人类的免疫抗战似乎永远只能是跟踪追击，“落后半拍”。不是医生们不明白，是病毒（世代）变化快！

值得注意的是，中医药在防治流感，战胜SARS，医治艾滋，对付肝炎等病毒性疾病时，却经常能从容应对，药到病除^[3-9]，但由于说不清楚其中的道理，中医经常只能背上“让人糊里糊涂的活”的黑箱。

中医药“模糊疗法”的科学性

现在我们应用模糊数学的理论和相关概念，看看中医药在某些状况下，是如何通过不那么精确的方法来实现科学治病的目的的。

中医药物不说复方，就是单味药也含成百上千种“不确定”的，并且可能在炮制过程中不断变化着的生物成分。所谓良药苦口，从这些苦得让人打颤的药液，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想象，病毒在我们体内也同样会遭遇“四面楚歌”，“险象环生”的“药难”。与正常人体内的“血液营养培养基”相比，将这些稀奇古怪的药物成分称为病毒生长繁殖的“复合干扰素”，或者“喷砂枪弹药流”应该不会有错。所谓以变制变，以乱治变。你病毒纵然千变万化，仍是生物大分子，仍服从生化反应的诸多必然规律。千奇百怪的中医药成分对DNA、RNA的正常的转录翻译、表达代谢和生化平衡，尤其是对各种生物酶类的“工作环境”，造成了极大地干扰。中药成分造成的突如其来，翻江倒海似的生理生化状态改变，对于整个人体也许只是一时的“添乱之变”，但对于偶而外来的，或者那些乘虚而发作的捣乱分子，应该是灭顶之灾（这些坏家伙本来就属寄人篱下，在苟且偷生）。此时此刻“倒霉（酶）的病毒”即使不能全军覆没，也十去八九，成不了什么气候了（一如人体的正常状态，病毒无能力攻入人体的细胞组织）。如此“药难”，越早越有成效，越怪越出精彩。因此有些及时应用了中成药的病毒性感冒往往只有两三天的病程，便迅速得以康复。如此抢在“自限性”的期限到来之前实现的防病抗病战绩，若沿用传统中医的语言则可以“君、臣、佐、使”“全军出动”，来概括此类卓有成效的抗病毒大战。

上述以模糊应对变异，以干扰态打破常态，以“不测准”反制“测不准”，似喷砂枪打苍蝇，电网拍掳蚊子，只要辨证施治，对药物调整合理，便可显现出中医药治疗病毒性疾病的奇效^[3-9]。病毒再变也翻不出中医药有针对性的模糊疗法的“如来手心”。事实上，人体本身的免疫体系在抵抗疾病过程中分泌的细胞因子也是用了干扰战术——表达分泌多种干扰素，以扰乱病毒增殖的途径和过程，问题只是人体表达干扰素的反馈过程需要时间，因此不如人工用药迅即。总之，若对此以中医药为基础的模糊疗法，“不测准”理论，多作些深入研究，人类可以少做多少劳民伤财的，极其危险的，耗费高达天文数字的，仅能针对已知病毒的，永无出头之日的疫苗研究啊!。

如此针对病毒的“测不准变异”的模糊疗法的有效性及科学性决非无稽之谈。有关实验室已经做了大量地研究，发现在细胞培养体系加入的种种病毒以至病菌可被多种中草药或中成药混合成分高效杀死^[3，4，9]。这早已不是什么难题或新闻了，例如目前获得公认的具有广谱杀菌抑毒作用的中成药有大蒜、柴胡、鱼腥草、双黄连、清开灵等等。

许多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其实要抑制千变万化的感冒病毒的生长往往并不一定需要踏破铁鞋，去寻什么“灵丹妙药”，调控环境的酸碱度（如，醋疗法）、调控身体的温度（如，热水浴疗法）、合理补充维生素（如，维生素C，E抗应激疗法）等就是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当然大量中成药中富含多糖和皂苷的药物还能够从“扶正”的角度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进而从“治本”的层次改善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

可以认为，中医药防治流感的“扶正祛邪”，即所谓系统生物学的模糊医学疗法，只要应用及时，在很大程度上恰能弥补以‘还原’，‘线性’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医的致命缺陷，西方历史上多次瘟疫大流行的灾难，没有在中国史书中频频亮相，也许正是中国医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之一。

如果说“科学主义”的僵化思维只习惯于承认“可道之道”，如今对“中医药治病毒有特效”的解释无疑将有助于把中医药从“非常道”中解放出来，这里有模糊数学的功劳，也有“易学”思想的精髓，“易”者“变”也！生命万物时时在变，科学岂能一成不变？病毒在变，西医药跟在后面追之不及，中医药却早已在前面设好了天罗地网，只是我们缺少火眼金睛！

如果说《相对论》让我们意会出了“时空之变”；《大陆漂移说》令我们感悟到了“大地之变”；《模糊医学》则提醒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生物之变”。关注模糊医学将为人类成功地应对充满变数的生物世界提供科学思维的睿智，本文提出的“不测准”理论或将建立起一个整合还原论和系统论的大医学框架，在拮抗微生物的医学领域建立起一座衔接中西医学理论的“立交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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